鲁迅在京故居面临拆迁王干:名人故居充满文化气息

  砖塔胡同:面临对鲁迅记忆的失去 

砖塔胡同61号鲁迅居住过的房间原貌。

如今这个院子夹在附近高楼的缝隙里,面临拆迁。王鲁坤/摄 

  砖塔胡同61号——历史和鲁迅有关 

  1923年8月2日,北京砖塔胡同61号,燥热而阴郁的天色里,最后几只古旧的木箱在一片蝉噪声中被卸下,着地的一瞬,石板地底下传出笃实的声音,如天边的一声闷雷,扬起淡淡的沙尘。  

  鲁迅与妻子朱安刚从八道湾11号院搬来。此前的近四年时间,他和母亲、二弟周作人一家以及三弟周建人一家共同住在那个院子里,度过了他生命中最为其乐融融的时光。  

  然而1923年7月14日,鲁迅在日记里写道:“是夜始改在自食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一直共同饮食的大家庭里,他突然独自开伙。7月19日,鲁迅收到了周作人那封后来变得极有名的绝交书。14日那天发生了什么,无人知晓,但是此后鲁迅、周作人兄弟的决裂,众人皆知。  

  砖塔胡同61号是朋友许钦文、许羡苏兄妹帮鲁迅找的房子,许羡苏的同学俞芬和两个小妹妹住在这里,有几间余屋,可以分出来暂时居住。鲁迅夫妇安顿下来后,也在到处焦灼地看房子。这里成了鲁迅北京生活中的一处驿站,有点简陋和孤寂,也有点沉默和悲悯。  

  这一年秋天起,平日鲁迅在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等地讲课,晚间归家,就在灯下漫笔。或编写讲义,或翻译外文书籍,或写小说,或整理文稿。著名的《中国小说史略》下卷、《祝福》、《在酒楼上》、《幸福的家庭》、《肥皂》等作品,就在这里问世;第一部小说集《呐喊》、《中国小说史略》上卷也在这一年里印成。  

  这是一个和从前的居所不太一样的院子。自1912年来京后,鲁迅先后住过绍兴会馆、八道湾11号院、砖塔胡同61号以及西三条胡同21号院,前二者都是与外界有些隔绝的,虽说算不上深门大户,但院门一锁,就是个与世隔绝的桃花源。然而,砖塔胡同61号这几间屋子是与邻里没有太多阻隔的,鲁迅在这里真正熟悉了许多底层劳动人民,他们的悲欢也真正开始介入他的生活与思考。鲁迅的居室外有小小的庭院,院里平平常常种着几株花草,方寸之地里,他时而踱步沉思。  

  1924年2月7日,大年初二,鲁迅一夜未眠,远近的爆竹声缠绕着他的思绪,也缠绕在他的笔端。“我给那些因为在近旁而极响的爆竹声惊醒,看见豆一般大的黄色的灯火光,接着又听得毕毕剥剥的鞭炮,是四叔家正在‘祝福’了……”《祝福》这篇满载着底层民众悲惨经历的小说,就这样在砖塔胡同61号的灯光里画上句号,后来,这篇小说被收入鲁迅的第二本小说集《彷徨》。“彷徨”,更像是这暂住的居室和动荡的世事带给他的情绪。  

  1924年5月,鲁迅与朱安从这里迁出,移居西三条胡同21号院。砖塔胡同61号,只留住了他们9个月余。 

  故居面临拆迁——真的“不属于文保单位”吗 

  2012年3月13日,因为一则拆迁消息,我们来到砖塔胡同84号院——这便是89年前的61号院,也许在某一段历史里新换了门牌号。原本幽深的胡同已经消失,只剩孤零零的院子,木门紧闭,墙上有斑驳的痕迹,院子里的古树在料峭春寒里舒展着空荡荡的枝条,院子在附近高楼大厦的映衬下显得更像一段被遗忘在时间角落的记忆。墙上用白色圈出的“拆”字格外刺眼,门口贴着一张“丰盛危改小区西区C区项目定向房配售办法”。在这里,我们几乎已经无法想象当年鲁迅生活的场景,心中升起浓浓的落寞。  

  附近的居民介绍说,这院子里鲁迅住过的那间屋子,唐山大地震那年已经翻新过,不再是当年的模样;院里现在住的是三户人家,其中一位在这居住过50多年的老太太,在翻新之前就住这。不过,有的居民认为,翻新过的鲁迅旧居没有保留的价值,反而有点影响市容,“拆了之后在这立个碑纪念下就可以了,我最关心的是拆了之后要干什么。”她说完,摇摇头,走开了。  

  西城区政府的官方微博“@平安西城”,也强调说,“此处房屋早已改建,历史文化信息无存,未被认定为鲁迅故居亦不属于文保单位,该处将按规划实现绿化。”  

  这失落的建筑,在人情的冷漠中,越发显得萧瑟。我们并不愿意承认,它已没有存在下去的理由。 

  名人故居的意义——拥有散布在空气里的文化气息 

  “这处故居其实非常重要,虽然鲁迅居住时间很短,但是在这里他真正与北京底层市民有了接触。这次迁居对鲁迅思想的冲击较大,对家庭也产生了反思,可以看到,在此期间他创作的《幸福的家庭》等小说带有强烈的反讽意味。”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北京鲁迅博物馆前馆长孙郁这样说。  

  孙郁说,鲁迅在京的几所故居他都去过,带学生去得最多的是位于西城区阜成门内宫门二条19号的鲁迅博物馆,这也就是当年迁出砖塔胡同之后鲁迅居住的西三条胡同21号院。“去这些地方,容易让人发思古之幽情,很生感慨,只有在那样一种文化环境和氛围中,才可能出现如此伟大的思想家。”孙郁很难理解因为不是文物保护单位而要拆除故居的举动,他认为这反映了一些单位追求利益的观念,在城市保护中,那些人缺乏文化情怀。  

  “现在的关键是中国人没有历史感,对历史太过遗忘,实用主义太强。”孙郁认为,建筑语言是一个时代的符号,能唤起人们的记忆,这种文化遗产应当保护。  

  “现在博物馆里很多鲁迅的遗物,如一些生活用品,一些文章的手稿都来自砖塔胡同61号。”北京鲁迅博物馆主任钱振文告诉我们,如果四处故居都能保留下来,鲁迅在北京的行踪就能完整。  

  或许,故居存在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凭吊和研究名人。  

  《文艺报》总编、文学评论家阎晶明谈到,鲁迅在北京集中居住有14年时间,他真正成为中国新文学的旗手、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创者,都是在北京完成的。“一个人的居住地,比如说具体哪个街道哪个巷子,和一个人事业的成长没有直接的联系,但人们对名人故居的留恋和依赖是可以理解的。”阎晶明说。不过,他曾专门去考察鲁迅居住过的城市,北京、上海、厦门、广州。他感慨说,其实鲁迅一生都找不见一个最符合他理想的诗意的居住地,相比之下,北京是他最喜欢最留恋的城市。  

  《中华文学选刊》主编、文学评论家王干觉得,对名人旧居这种毁灭性的拆迁,是对国家历史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示,“《祝福》等作品都是在这写的,这些都是中华民族文学的宝贵财富。我到奥地利去,就能看到卡夫卡的故居,有他写作的地方,是很小的房子,也不奢华,但都被保存下来了,这成了奥地利的一个文化景观。”  

  王干很细腻地感觉到,名人的旧居不一定有很多实用的价值,但是在那里能“看”到一种名人的气息,它散布在空气里,让人感怀。文化本来是种气息,鲁迅也本来就有种气息。“为什么北京有文化?因为这些老建筑有文化的气息,如果我们把这些气息都拆掉了,城市就变成了水泥的丛林。”  

  顺着这种“气息”,我们可以找寻到有关鲁迅文章及其精神的一切。 

  留存文化记忆——对精神的拆毁比拆毁故居更可怕 

  好的作品,历久弥新。王干说,少年时读鲁迅,只感觉他是个热血青年,但现在来读,就能读出他作品里苍凉、无奈的一面,能感觉到一种智者、圣者的痛苦。  

  犹记得我们中小学语文课本里随处可见的鲁迅的文字。在一片天真烂漫的岁月里,语文课堂上素有“一怕文言文,二怕周树人”的传统。而到了开始关注社会的年纪,很难想象有哪个中文系的学生胆敢跳过他这一环——鲁迅早已成为文学史上一面孤独而鲜明的旗帜。  

  然而,在中小学教育的改革中,鲁迅的文章渐渐走出了语文课本,似乎随之而来的,是目前人们对鲁迅精神的关注在慢慢淡化。是鲁迅精神已经失去了时代意义么?或者,是当下人们习惯了“躲进小楼成一统”,甚至失去了直面时代的勇气?  

  王干说,鲁迅真正意义上的精神是启蒙,对国民有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试图唤起民众,批判国民的劣根性,“当然现在不能再像鲁迅当年那样启蒙,但是他让民众明白真理、正义、普世价值,这都是值得推广的。”  

  “我觉得鲁迅精神就是反奴役,警惕人成为奴隶。人是有选择的,但人可能成为所选择对象的奴隶。鲁迅意识到人的选择存在问题,对此很警惕,所以他的一生都是针对人生的困难发话。对于快乐等人生话题,他基本不说,他思考的是人遇到困难、死亡、绝望,遇到绕不过去的坎应该怎么办。”孙郁这样解读鲁迅精神。他认为,在这方面,鲁迅精神是一种斗士精神,是一种克服困境的悲悯的人间情怀,“他的所有思考、创作、努力都是围绕‘落后的民族怎么摆脱困境,能够站立起来’这个话题进行的。换而言之,鲁迅精神是一种个人的解放和民族解放,或者说是人类至爱。”  

  事实上,我们并不期待鲁迅精神能够不朽。鲁迅也曾强调,他但愿自己的文章是速朽的,这表示时代的进步湮灭了他的担忧。可是,在一切都还没有变得太乐观之前,淡忘鲁迅也就意味着淡忘国民的劣根性——对鲁迅精神的拆毁比拆毁故居更为可怕,在急着拆掉鲁迅的浪潮中,会不会有人停下来想一想这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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